1955年，许光达在被授予大将军衔时，深感愧疚，尽管他代表着红二方面军和西北野战军现货配资平台，他还是多次请求降低自己的军衔，但始终未获批准。许光达认为自己远不如王震等其他有更高能力的将领，尤其是在他看来，像王震这样的战功显赫的将领，才更值得这一荣誉。
许光达为何会如此感到愧疚呢？他自认并未在革命中发挥出足够的作用。作为红二军团的资深将领，许光达的经历充满了曲折与挑战。红二军团的前身是由红二军和红六军合并而成，而许光达早期在红六军担任参谋长，后被调任红二军担任师长。1932年，在应城战斗中，许光达重伤被送往苏联治疗，并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整整五年。许光达自嘲道，这段时间里，许多战友还在艰难的环境中为革命奋斗，而他却在国外过着“啃洋面包”的生活。
展开剩余75%这五年恰恰是红军最艰难的时期，尤其对于红二军团来说，将领的伤亡和缺失令其发展陷入困境。幸亏红六军团的支援和一些重要指挥官的补充，才让红二军团保持了战斗力。然而，许光达的离开反而成了“因祸得福”。因为当时在洪湖肃反期间，许多无辜的指战员被迫害，若他在场，恐怕也难逃一劫。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光达才被批准回国，但并未立即投入战斗，而是先在抗大担任教育长和三分校校长，这一职务既是考察也是一种审查。直到1942年，他才回到贺龙领导的120师，开始参与前线作战，一直坚持到1949年。也就是说，从1932年到1942年，许光达整整十年未曾上过一次战场。正是因为有这段特殊的经历，许光达深感自己在革命中的贡献有限，远不如王震等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
王震与许光达有着鲜明的对比。王震在1934年之前隶属于红一方面军，随后与萧克一同率领新组建的红六军团成为长征的先遣队，与红二军团会师并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6年，红二和红六军团正式合并，成为红二方面军的核心力量，王震也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120师359旅旅长，带领359旅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开垦南泥湾，实现陕北自给自足。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359旅在王震的带领下，把南泥湾从荒山野地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为部队提供了重要的粮食保障。
1944年，王震带领南下支队跨越8个省份，行程2万多里，突破了100多条敌人封锁线，英勇作战300多次，最终成功开辟了新根据地。在中原军区站稳脚跟后，他又在1946年秋带领部队成功突围，并最终返回延安。此后，他的部队加入了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1949年，王震带领1兵团挺进新疆，为新疆和平起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此出色的战绩和贡献使得王震理应成为大将人选，但为何最终选择了许光达呢？授予军衔并非仅仅依据战功和资历，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背景——即出身和对革命的贡献。从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野战军来看，许光达的地位虽然不低，但相比其他将领，如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王震的战绩更为突出。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从红二方面军的历史背景来看。
红二方面军虽然是由红二军和红六军合并而成，但其背后代表的“山头”更偏向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本身起源于红一方面军，而红二军团则完全是由贺龙等人从湘西地区创立的，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代表性。即便红二军团后来被改编为红三军，但其在土地革命时期对革命的贡献不可忽视。尽管红二军团在经过多次战斗后，兵力锐减至3000多人，但许光达依然作为该军团的最高指挥官，代表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因此被授予大将军衔。
如果仅仅从红二方面军和西北野战军的角度来看，王震无疑是更有代表性的人选。然而，许光达的授衔更多的是对红二军团革命历史的肯定和对其领导作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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